海上通道安全不容乐观

　　据了解，我国海上通道按走向具体可以分为北美通道、中东欧洲通道、澳洲通道和非洲南美通道。我国石油、铁矿石、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主要通过上述海上通道进行运输。

　　王祖温告诉《现代物流报》记者，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开展，进而影响我国重要战略物资进口和国内产品出口，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上述通道承运的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依次为北美通道30%、中东欧洲通道26%、非洲南美通道13%、澳洲通道4%。中东欧洲通道承担我国进口原油近40%的比例，非洲南美通道原油进口量占到30%。非洲南美通道和澳洲通道占我国铁矿石进口量的70%，北美通道和非洲南美通道占我国粮食进口额的90%”。王祖温指出。

　　可以说，任一条通道的运输安全受到威胁必将直接影响该通道上的贸易活动。“以我国至欧洲、美非通道途经的马六甲海峡为例，如果停航1个月，将会对我国冶金工业、石化工业等产生严重影响，仅冶金工业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高达4000亿元”。

　　作为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海上通道是国家最富价值的战略性资源之一。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海上通道分布范围广，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这突出表现在海上通道自然条件差、外部安全环境恶劣等多方面。“比如北美通道，该通道不仅距离长、途经岛礁数量多，而且是台风等极端天气高发海域，而在中东欧洲通道，该通道途经多个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尤其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海盗高发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马六甲海峡也在该通道上，其他海上通道的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王祖温强调。

　　五条建议提升保障能力

　　针对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王祖温向全国“两会”提出了五条建议。

　　一是加强我国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工作的统一领导。在中央层面设立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协调机构，作为我国海上通道安全的顶层决策部门。王祖温还据此提出短期与长期方案。短期方案是依托现有海上搜救部际联席会议模式，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其协商解决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事务。长期方案是参照国海洋委员会的模式，建立国家海上通道安全委员会作为最高议事协调机构，由交通运输部、外交部、海军、国家海洋局等作为核心成员。具体工作由交通运输部承担。

　　二是建立一体化的海上通道安全预警与应急保障体系。首先，有效整合政府和大型央企的信息资源，建立海上通道风险信息数据库。其次，建立风险信息评级系统，据此发布海上通道安全预警信息。再次，建立海上通道突发事件应急分级响应体系。在突发事件来临前发出准确预警，在突发事件不可避免时准确评估危害程度和发展趋势。

　　三是提升我国远洋通道保障能力。要提高海军远洋投送能力。发展远洋综合补给船、多功能大吨位舰艇，加强远洋护航力量，重点提升海军在太平洋、印度洋区域的远程投送能力和补给能力。拓展海军远洋训练，提高远洋机动作战、远洋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能力；要发展政府远洋公务力量。重点发展远洋公务船队，提升海上救助等公务力量的辐射范围。大力建设万吨级多功能巡视船。完善相应的综合保障基地布局和功能，实现公务力量岸基共享，为海上通道应急行动提供支持；要组建国家安全船队。商船队是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保障战略物资运输的重要力量，建议出台相应扶持政策，依托大型央企组建国家海运安全船队。平时从事正常的海上运输，遇到威胁海上通道安全的突发事件，可将船舶的运营权和相关资产提供给国防部来支持国家的军事行动，运载军事物资，保障国家利益。

　　四是布局我国海上通道安全保障基地。可通过经济方式与通道沿岸国家进行合作，采用租借、投资、入股等手段获得沿岸重要港口的控制权，再逐步发展为海上通道保障力量的支持基地；还可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与我国海上通道途经国家就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展开交流，巩固并提升外交关系；同时鼓励国内企业积极争取对战略节点所在国的交通设施的投资项目，在共识基础上争取一些友好国家建立访问这些国家的港口和进行舰艇补给、维护的协议。

　　五是构建货主国家主导下的国际合作新机制。我国是最大的货主国家，是世界最大的货物 易国和货物出口国。应充分利用最大货主国家的优势，在WTO 架下，积极联合我国脆弱性海上通道上印度、巴西、澳大利亚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等相关的货主国家，构建以货国家为主体的新型海上通道安全国际保障机制。此外，在国际海事组织（IMO）中，除作为航运大国的角色发挥应有作用外，还应以货主国家身份联合欧洲等发达的贸易对象国，在改善船舶海上安全和防止海洋污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立海上安全国际合作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