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日前报道，马云在阿里治假团队誓师现场说，“今天消灭阿里巴巴容易，消灭假货难。如果把天猫关了，把淘宝关了，中国从此无假货，那么简单的事我们马上就关。问题是关了没用”。

　　作为中国最大的C2C平台，淘宝深受假货困扰，尽管投入很大人力物力财力在打假，甚至建立大数据模型打假，但在接二连三的假货丑闻中，也是饱受质疑。在一些人眼中，淘宝等于假货，这样一个标签显然是阿里极不愿意看到的。

　　对于马云的这番讲话，有的人认为阿里是在逃避责任，有的人觉得阿里是在替整个市场背黑锅。舆论场上的这种分化，其实也是现实经济的映射。我们可以说，一方面假货让人深恶痛绝，特别是几次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必欲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假货又存在着心照不宣的需求，彼此投鼠忌器，比如高仿的名牌包很对那些囊中羞涩的消费者胃口。

　　人们对于兑了工业甲醇的酒、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放了瘦肉精的香肠等不堪忍受，但对于大量仿冒不伪劣的商品，心中或许还有窃喜，视之为中国特色。在观念上，假货也从来没有被真正认为是市场之癌，一些地方甚至还投鼠忌器。就像知识产权口头上虽重视，但执行上往往打了折扣。

　　由于收入拮据，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有购买假货的需要，他们不愿意为优质的产品支付高价，而愿意为低质的产品支付低价。这样的假货，我们是打不掉的。或者说，打掉的成本太高。因为它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资源问题，是供给问题，是发展问题。它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被时间抹去，但不会在此之前被“消灭”，这一块土壤始终存在。

　　而另一部分中高阶层消费者，将高端消费留在了境外，这个数字在2015年是1.2万亿元。假货思维极大地劣化了我们国内的商业环境，消费者或者遇见屡见不鲜的“天价”，或者撞上层出不穷的“虚高”，或者面临没完没了的“砍价”，价格变成了一个面团，怎么揉捏都成，不确定性丛生。这其实是更大内涵和外延的“假货”，在市场经济里，价格承载了最重要的信息，但价格的扑朔迷离，信用体系的各种漏洞，影响了我们对“国货”的信心，将“国货”低看一等，变成所谓的“崇洋媚外”。

　　胡适在1919年发表了《差不多先生》一文，吐槽了我们的国民性：这种凡事差不多的为人处事思维，妨碍着我们将研究和实业做到极致。中国人不太爱较真和认真，不太有匠心精神，增加了我们发展的交易成本。假货市场里，有不认真的卖方，有不较真的买方，对创新充满不客气的“拿来主义”，对山寨充满了莫名的“惺惺相惜”。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假货依然难打，但我们可以马上着手改善的地方，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