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项报告”，在习总书记要求自觉打破各自“一亩三分地”后，再来重新审看这个“协同发展”时，其又有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发展源远流长，自周朝分封天下，历春秋经战国，大小数十诸侯国，其间各诸侯国的行政区划由最初的“封地”演变为由战争决定各自管理的疆域面积。再到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自此，就在国人脑海里形成了极深的行政区划。

自古及今，行政管理的地理区划，几乎多以政治、文化、习俗、经济来划分，由大国再分若干城市，城市再分若干乡镇。在周朝以及之前更久远的朝代，之所以为分封管理，最大的问将题就在于“鞭长莫及”。即使实行中央集权，也会因为交通、通信不畅等，而最终演化为区域自治。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近代，我们所看到行政区域的每一次重大演变，不管是从前清到民国，再从民国到新中国的建立，都是既有传承保留也有新的区位划分，但始终是以便于治理为前提。再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之下，设立更多特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则是以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地方发展效率、以政策指引为中线来考虑行政区位的重新划分。

早在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中，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更大的超出现在行政区划的三个经济圈概念：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三个经济圈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要占到全国GDP一半以上。

从上世纪末，就陆续有各地方政府牵头所开展的区域经济协同统筹发展等相关研讨、论坛等活动，但多是雷声大雨点小，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合作并产生实质性的可执行的统一政策。而且，在各个经济圈之中，同质化的城市定位、产业布局、文化建设、交通网络等等，都更多只是立足于本市或本省，及难兼顾相邻的周边省份或同经济圈的兄弟省份。说的是协同，怎么协同？谁来主导协同？大家都是同级，谁听谁的？各自区位在总的经济圈之中各自的责、权、利如何划分，都在哪里？配套的问责机制有没有，在哪里？在这些都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协同发展只能是空谈。

当历史的时钟走到2014年，终于迎来了崭新的时机。在习总书记提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以打造首都经济圈，京津冀地方政府要打破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之前的几个月，中国的高铁实验最高时速已经超过了650公里。在古代，从北京到天津，即使是快马，最少也需要四个小时；而在今天的高铁却只需半个小时，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只需要十五分钟。

现在围绕北京的一小时经济圈，就已经覆盖了天津、唐山、沧州、张家口等地，如果是两个小时经济圈，则将大大超出京津冀的范畴。利用现代代的管理手段，互联网加高铁的时代，让沟通无时不在，同时也让行政管理效率得以巨大的提升。当距离不再成为障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经济圈的设计上，在人文管理、区位划分上进行更大规模布局，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谋划与设计。从盘古迁都始，每一次的变革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与对新秩序新经济建立的渴望。“古人不可法”，前人的规则更不能照搬照套，由此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就会让时代的发展陷入画地为牢、固步自封之境。在我们延袭历史的传承中，更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勇于进行创新，求新求变，更需要从更大的宏观角度综合考虑区位划分以激发更大的经济与人文效能，避免同质、减少重复建设，进行更加合理的布局。在更大的区划中进行统一的部署，从而彻底打破各自固封的一亩三分地，此“破而后立”的区划突破也必将为我国发展带来更大助力，从而掀开我国新阶段高效而可持续的发展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