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具有快捷、便利、监管困难的特点，从股市走牛时的伞型信托到部分P2P平台跑路，再到去杠杆时股市大幅下跌，显示了这柄锋利的双刃剑已经割伤我们的手，有关方面也已反应过来。

　　公平地说，互联网只不过放大了风险，而风险早就存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高利贷就盛行不止，但当时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出清，因此屡禁不绝的高利贷还不至于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但到了经济转型期，过剩产能再次面临难以大规模出清的压力，高利贷就成为引发局部风险的导火索之一。

　　互联网可以轻易不动声色地加杠杆，股市急跌之前大量配资、融资入场，甚至包括海外资金；去杠杆之后，各方才了解杠杆的真实规模。

　　社会普遍的信用不足是阿喀琉斯之踵，20年前民营银行就存在大股东控制、关联贷款，到现在为止爆出的新闻仍然显示出可怕的关联贷款。

　　上述风险并不是民营银行的独有风险，国有银行的风险一度在于成为央企的钱袋子，缺乏风险控制与市场定价机制，只不过大型银行有上市、有扶持，不到转型关键时刻风险不会明显暴露。

　　如果顽疾不除，制度不变，锋利的互联网工具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

　　市场巨震，风险突显。重庆市长黄奇帆认为，“如果‘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干一样的事，又把传统的金融宗旨和原则都颠覆，那是会闯祸的。”平台变成集资的平台，平台作为法人把钱借给大户，这将产生金融风险，这样的“创新”是乱创新。金融最大的风险是控制风险不力，最可怕的是胡乱定价。

　　目前看来，黄奇帆的思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探讨金融危机时说，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也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中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脆弱性超过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

　　按照市场规律，市场创新的能力总是要领先于监管的跟进。考虑到互联网金融涉及巨量的真金白银，在监管者受各种因素掣肘的情况下，在法治建设还在补短板的情况下，可靠的办法是慢一些、再慢一些——这可能会让中国互联网金融稍微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但只要风险因素无法完全排除，滞后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可以视为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