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中居首，但预测未来5年内就会被美国超越。另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统计，2001-2013年间美国有32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到中国，其中3/4涉及制造业。而2000-2015年间回归美国的就业岗位中有约60%来自中国。是什么原因使美国就业机会这样流动？美国制造业现状究竟如何？

　　美中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向来是全球智库最感兴趣的课题。但抛开竞争思维，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在衰退还是复兴？促使美国制造业释放未来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美国制造业正处于衰退期。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2000年以来减少了3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仅少于英国，超过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幅占全世界的近40%；到2002年降至30%。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19.8%，超过美国的19.4%，引发对美国制造业衰退的关注。

　　美国制造业依旧强于其他国家。但所谓“衰退”迹象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和效率的持续增长。即使在2000年以后，美国制造业的增速仍高于传统制造业强国日本和德国。劳动生产率增长41%，高于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2007-2009年，34.6%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成品出口对美国出口增长提供最大贡献。

　　美国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王者。更重要的是，美国占据高附加值产业链顶端。博斯公司2011年发表的制造业分析报告中包含市场竞争力分析图，显示美国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密集的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领域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弱势产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俱、计算机设备等方面，因此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掌控者和主导者。

　　中国已失去成本优势。美国企业大量将制造环节外包或转移至低成本的海外，因而流失不少工作机会。但是，随着亚太地区工资上涨、美国本土制造意识兴起，以及产业结构改变等因素，市场因素就已让工作岗位缓缓回流美国。针对这种现象，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现在在土地成本、电力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已失去优势。

　　中国制造业成本偏高。胡星斗说：“中国东南部一些土地价格比美国高出很多。美国人的劳动生产力是中国人的3-4倍，而中国人的劳动力成本却在不断的上升，达到所谓的‘路易斯拐点’。从工资来看，中美之间的差距可能是7:1左右。但考虑到劳动生产率，这项差别可能只有2:1左右。再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占制造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中国制造业成本相对美国的优势可能只有10%左右。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物流成本远高于美国，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约是美国的2倍多。这样算来，在美国生产会更划算。其他要素还包括燃油、制度成本也就是法制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吸引人才方面，中国还是与美国相差很远。”

　　中国需要体制性改革。胡星斗还提到，中国在供应链的保障和完善方面的不足，缺乏追求高品质精神，以及产能输出时把污染等问题留在中国、限制民间持有外汇但逾9成对外投资亏损等情况。但他强调：“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历史上有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国有体制、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以及1/3人养活2/3人的现状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需要体制性的改革”。

　　美国制造业“复兴”还有更深层面的意义。从工业化开始，美国的服务业比重就高于制造业，始终依靠创新支撑在世界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理念，制造业出口在2009-2012年之间增长47%。而面对中国制造业总量的挑战，美国推动的是“赢在未来”的战略。

　　关注多重因素。美国对制造业地位的关注包含多重因素：一是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参与率走低、贸易逆差持续的压力；二是乘数效应；三是对创新的作用。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制造业增加会给其他部门带来1.4美元增值，每1个制造业岗位将带动其他1.6-5个岗位的就业机会。在美国，制造业占私人部门研发的比例超过2/3，约70%国家研发人员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工业互联网是核心。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则是对美国原先所主导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积极探索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攫取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方式。如今，工业互联网已成为美国重构产业分工的重要方向。

　　跨领域的互动合作推动网络平台型产业的分工形成，做法包括：一是制造企业与通讯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二是互联网企业快速进入制造业领域；三是世界金融、传媒和艺术中心纽约的科技创新地位提升，凸显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

　　从本质上看，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产业分工重构的重要表现，是引领智能化生产方式，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也是在培育构建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的产业基础。

　　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有关美国就业流失到海外的问题，两党领先参选人都承诺会严厉对待把工作岗位转向海外的企业。然而事实是，就业岗位回归到美国的数量连续第2年与离开美国的数量基本持平，甚至还要高一点。

　　首先，美国2015年新增6.7万个制造业岗位。自从2010年以来，已有24.9万个就业岗位从海外回归美国。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在5千亿美元左右。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工作传统上由海外工人完成，如服装、家俱和玩具生产。美国工人生产的服装只占境内服装销售的约3%。

　　其次，减少贸易逆差对美国中产阶级会带来显著影响。回归倡议组织主席莫瑟尔说：“如果我们的进口只是和出口一样多的话，大概能增加400万个制造业岗位，基本上是给中产和中产富裕阶层增加的岗位。这对我们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中产空心化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主因。”

　　再则，劳动成本低廉和监管较少通常是美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外国工厂的原因。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国际运输成本高昂，减少了离岸生产对一些企业的吸引力。不过，可能导致制造业工作回归速度放缓的一个因素是缺乏熟练技工。

　　莫瑟尔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熟练技术工人，一个原因是学生不选择进入制造业。因为他们认为，所有这些工作都到海外去了，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个领域接受培训没有前途。因此，向他们展示这些工作正在回归，我们能获得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4年12月，“中国制造2025”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

　　2015年3月25日，李克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也正是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2015年4月、7月、11月，李克强总理先后就经济形势召开了三次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三次座谈会上，钢铁、装备制造、物流等诸多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参会，“中国制造2025”成为李克强在每次座谈会上必提的话题。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针对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加快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切实提高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部署，扎扎实实打基础，在未来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坚持制造业发展全国一盘棋和分类指导相结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创新发展方向，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推动制造业整体水平提升。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若干重大工程，实现率先突破。

　　自主发展，开放合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领域，着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发展能力。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加强产业全球布局和国际交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制造业开放发展水平。

　　第一步：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掌握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优势领域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

　　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整体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全面实现工业化。

　　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一二三四五五十”的总体结构。

　　“一”，是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最终实现制造业强国的一个目标。

　　“二”，是通过两化融合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用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合来引领和带动整个制造业的发展，这也是我国制造业所要占据的一个制高点。

　　“三”，是要通过“三步走”的一个战略，大体上每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目标。

　　“四”，是确定了四项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第二项原则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第三项原则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第四项原则是自主发展和合作共赢。

　　“五五”，是有两个“五”。第一就是有五条方针，即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和人才为本。还有一个“五”就是实行五大工程，包括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工程、强化基础的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十”，是十个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

　　围绕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发展的重大共性需求，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人才培训等工作。制定完善制造业创新中心遴选、考核、管理的标准和程序。

　　到2020年，重点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力争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

　　紧密围绕重点制造领域关键环节，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融合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支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开发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置并实现产业化。依托优势企业，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优化，建设重点领域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在基础条件好、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行业和企业中，分类实施流程制造、离散制造、智能装备和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智能化管理、智能化服务等试点示范及应用推广。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到2020年，制造业重点领域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3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30%，不良品率降低30%。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成本降低5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50%，不良品率降低50%。

　　开展示范应用，建立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支持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的首批次或跨领域应用。组织重点突破，针对重大工程和重点装备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急需，支持优势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突破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的工程化、产业化瓶颈。强化平台支撑，布局和组建一批"四基"研究中心，创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

　　到2020年，4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受制于人的局面逐步缓解，航天装备、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家用电器等产业急需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到2025年，70%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80种标志性先进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较为完善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协调互动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专项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头防治专项。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

　　到2020年，建成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和百家绿色示范园区，部分重化工行业能源资源消耗出现拐点，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到2025年，制造业绿色发展和主要产品单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

　　组织实施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民用航天、智能绿色列车、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智能电网成套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核电装备、高端诊疗设备等一批创新和产业化专项、重大工程。开发一批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点产品和重大装备，提升自主设计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突破共性关键技术与工程化、产业化瓶颈，组织开展应用试点和示范，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抢占竞争制高点。

　　到2020年，上述领域实现自主研制及应用。到2025年，自主知识产权高端装备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明显下降，基础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重要领域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不断丰富知识产权（IP）核和设计工具，突破关系国家信息与网络安全及电子整机产业发展的核心通用芯片，提升国产芯片的应用适配能力。掌握高密度封装及三维（3D）微组装技术，提升封装产业和测试的自主发展能力。形成关键制造装备供货能力。

　　信息通信设备。掌握新型计算、高速互联、先进存储、体系化安全保障等核心技术，全面突破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核心路由交换技术、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光传输技术、“未来网络”核心技术和体系架构，积极推动量子计算、神经网络等发展。研发高端服务器、大容量存储、新型路由交换、新型智能终端、新一代基站、网络安全等设备，推动核心信息通信设备体系化发展与规模化应用。

　　操作系统及工业软件。开发安全领域操作系统等工业基础软件。突破智能设计与仿真及其工具、制造物联与服务、工业大数据处理等高端工业软件核心技术，开发自主可控的高端工业平台软件和重点领域应用软件，建立完善工业软件集成标准与安全测评体系。推进自主工业软件体系化发展和产业化应用。

　　高档数控机床。开发一批精密、高速、高效、柔性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及集成制造系统。加快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等前沿技术和装备的研发。以提升可靠性、精度保持性为重点，开发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轴承、光栅等主要功能部件及关键应用软件，加快实现产业化。加强用户工艺验证能力建设。

　　机器人。围绕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制造、国防军工、化工、轻工等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医疗健康、家庭服务、教育娱乐等服务机器人应用需求，积极研发新产品，促进机器人标准化、模块化发展，扩大市场应用。突破机器人本体、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传感器与驱动器等关键零部件及系统集成设计制造等技术瓶颈。

　　航空装备。加快大型飞机研制，适时启动宽体客机研制，鼓励国际合作研制重型直升机；推进干支线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和通用飞机产业化。突破高推重比、先进涡桨（轴）发动机及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建立发动机自主发展工业体系。开发先进机载设备及系统，形成自主完整的航空产业链。

　　航天装备。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型运载器，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地宽带互联网系统，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空间信息服务能力。推动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工程，适度发展深空探测。推进航天技术转化与空间技术应用。

　　大力发展深海探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作业保障装备及其关键系统和专用设备。推动深海空间站、大型浮式结构物的开发和工程化。形成海洋工程装备综合试验、检测与鉴定能力，提高海洋开发利用水平。突破豪华邮轮设计建造技术，全面提升液化天然气船等高技术船舶国际竞争力，掌握重点配套设备集成化、智能化、模块化设计制造核心技术。

　　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重点突破体系化安全保障、节能环保、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研制先进可靠适用的产品和轻量化、模块化、谱系化产品。研发新一代绿色智能、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围绕系统全寿命周期，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世界领先的现代轨道交通产业体系。

　　继续支持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推动大型高效超净排放煤电机组产业化和示范应用，进一步提高超大容量水电机组、核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制造水平。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备、先进储能装置、智能电网用输变电及用户端设备发展。突破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高温超导材料等关键元器件和材料的制造及应用技术，形成产业化能力。

　　重点发展粮、棉、油、糖等大宗粮食和战略性经济作物育、耕、种、管、收、运、贮等主要生产过程使用的先进农机装备，加快发展大型拖拉机及其复式作业机具、大型高效联合收割机等高端农业装备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提高农机装备信息收集、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推进形成面向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

　　以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功能性高分子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为发展重点，加快研发先进熔炼、凝固成型、气相沉积、型材加工、高效合成等新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强基础研究和体系建设，突破产业化制备瓶颈。积极发展军民共用特种新材料，加快技术双向转移转化，促进新材料产业军民融合发展。高度关注颠覆性新材料对传统材料的影响，做好超导材料、纳米材料、石墨烯、生物基材料等战略前沿材料提前布局和研制。加快基础材料升级换代。

　　发展针对重大疾病的化学药、中药、生物技术药物新产品，重点包括新机制和新靶点化学药、抗体药物、抗体偶联药物、全新结构蛋白及多肽药物、新型疫苗、临床优势突出的创新中药及个性化治疗药物。提高医疗器械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重点发展影像设备、医用机器人等高性能诊疗设备，全降解血管支架等高值医用耗材，可穿戴、远程诊疗等移动医疗产品。实现生物3D打印、诱导多能干细胞等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

　　近五年来，我国物流总成本与GDP的比率一直在18%左右徘徊，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与国民经济的结构有关，尤其与供应链管理落后关系极大。

　　发展现代物流大有可为。根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计算，如果物流总成本与GDP的比率从目前的18%下降到13%，可节省物流成本2万亿元人民币，如降到发达国家8%左右的水平，可节约物流费用4.8万亿元人民币。这反映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粗放经营并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某些方面问题依然严重，发展现代物流大有可为。

　　比如，2014年我国工业企业产品库存率为9.4%，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5%，如果把我国工业产品库存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节约库存占用资本9100亿元人民币。

　　又如，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商业运作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使企业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大力推进“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即把第二产业中的服务业大部分分离出来，特别是把物流服务分离出来，同时延伸制造服务业，这样可以迅速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到2014年，服务经济已超越工业经济，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推进供应链管理是关键。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全球供应链绩效指数即LPI却排在28位。LPI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物流水平与参与全球供应链能力的国际性指数，由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次，2012年参与的有155个国家和地区，2014年参与的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由6个指数构成，每个指数的满分为5分，2012年排名第一为新加坡，2014年排名第一为德国。

　　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绝对不是物流业本身能完全解决的。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去考虑，而推进物流业的现代化，特别是大力推进供应链管理，是一把既能推动改革又能推动发展的“金钥匙”，是“中国制造2025”的强大推进器，是“互联网+”的另一个翅膀。

　　（本小节作者罗小曼）

　　（第一物流全媒体蔡璐汇编；根据微信公众号“i199IT”、中国政府网等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