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城市的道路交通都安装了“电子眼”，它既解决了警力不足的困惑，又客观记录了部分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者的事实，给追究其责任提供了不可违拗的证据。可以这么说：“电子眼”是交警现场执法的一种有效补充，它对违法者有一定的威慑力。然而，有些城市将“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据日前某媒体载：陕西兴平将“电子眼”外包给一家私营企业，企业雇用人员坐在测速车里拍照，每人每天查超速指标50辆，每月完成指标发工资，超出指标再提成；成都市电子警察系统包给企业，罚款后，企业可提成39%，全年从道路交通违法罚款中获利数千万元。——“电子眼”外包，交警和企业“双赢”，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这种“双赢”让人质疑。

按常识论，在公安部门设立交警这一警种就是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换言之，查巡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并对行为人实施教育和处罚，本是交警的职责，“电子眼”起到了一种辅助作用。交警拿了应得的工资和福利，理应勤勉地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将“电子眼”（甚或电子系统）外包给企业，自己则当起了“甩手掌柜”，往轻里说，这也是一种少作为的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时下，执法经济已深为公众所诟病。“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凸显出执法经济的弊病。据某媒体称：有些地区甚至明确规定交警罚款目标，财政部门则按照五五分账或四六分账的比例返还，它成了警方和企业人员收入和奖金的主要来源。成都市电子系统外包给企业，企业每年可从道路交通违法罚款中获利数千万元，那么，警方呢？虽没说，但按分账比例，更甚之。公安部早已明确提出取消罚款指标，那些外包“电子眼”的地区，虽然不是警方自己直接出面制定罚款指标，但是，一经外包，企业利益、员工收入与“电子眼”罚款直接挂钩，岂不诱导企业多记录、多罚款吗？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外包“电子眼”，从本质上说，是“出卖”了执法权。执法权作为一种公权，它依照法律有着显性的界定，如：由谁来行使、谁是执法对象、执法依凭哪些法律依据、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倘若被行使者不服又按哪些程序提起行政诉讼，等等。“电子眼”抓拍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行为，乃是交警执法的自然延伸。这种权力唯有交警来行使，其执法的依据便是我国现行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倘若被责罚者不服当可向司法部门提起行政诉讼。试想：“电子眼”外包给企业了，一旦要有诉讼，谁来应诉？一旦败诉，又由谁来承担？执法权竟有非执法者（如企业）来行使，执法大打折扣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儿，它最终的结果是贬损甚至销蚀了公权力的公正性。

像“电子眼”外包企业之类“双赢”的做法，真该叫停！